融汇传统与现代学术夏娃的诱惑

——高文学术研究述评

伍茂国

黄河时髦与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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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黄河时髦与可持续发展》2022年第1辑（总19辑），第175-191页。

本篇系河南大学优秀学术传承计划“各人小传”技俩（2019DJXZ-12）研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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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伍茂国（1969-），男，湖南常宁市东谈主，河南大学文学院造就，从事好意思学、文艺表面研究。

正文

摘抄：高文早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师从胡小石、胡翔东和黄侃等驰名学者，在文学学、史学、诗学和书道等领域均有深湛造诣。他的主要学术建树体现于汉碑研究、唐宋文学研究、全唐诗校勘整理以及历史地舆验证等方面。高文既有严谨的治学立场，也有行之灵验的治学方法，变成了工力与巧妙谀媚、师承与发展谀媚的治学特色，所得出的学术不雅点频频蕴有真知卓见，启迪后东谈主无数。

要道词：高文；《汉碑集释》；治学特色

高文（1908-2000），原名文和，字石斋，1926年考入金陵大学国文系，1931年春毕业。1934年复入金陵大学国粹研究特别班学习，1936年结业，留校任教。1942年任造就兼汉文系及国文专修科主任。1947年后转折至国立西北大学、国立边域学校及上海静心女子中学任教。1951年调入河南大学，直至2000年11月耗费。高文治学以文字学、史学、诗学和书道见长，尤精于考据。高文在金陵大学本科及国粹特别研究班学习期间受胡翔东、胡小石、黄侃影响深巨。三先生治学各有侧重，胡翔东精诗学，胡小石精文字和金石，黄侃于声韵、训诂、考据上尤蹈高标，这三个方面也组成了高文一生的学术范围，而先生们各自的治学方法、基本的学术立场也被融会领路于高文伶仃。

一、治学内容

（一）汉碑研究

1940年1月高文先生在《斯文》半月刊第1期登第2期上发表第一篇研究汉碑的文章《石门颂集释》，验证文字训诂，分划章句，通顺确认《石门颂》内容非常在历史上的价值。其后又相连在《斯文》上刊发《乙瑛碑集释》《礼器碑集释》《郑固碑集释》《华山碑集释》《史晨前碑集释》《史晨后碑集释》《孔彪碑集释》《西狭颂集释》。同期完成了《衡方碑集释》《夏承碑集释》《郙阁颂集释》《武荣碑集释》《鲁峻碑集释》《曹全碑集释》撰写使命。高文对汉碑的研究前后持续了30余年，终于蒐集成集，以《汉碑集释》为书名于1985年由河南大学出书社出书，1997年重版，全书42万多字，称得上皇皇巨著。《汉碑集释》共汇集、整理、考释包括《三老讳字忌辰志》等在内的两汉驰名碑石共59通，按照碑石概貌（阵势、大小特色、立碑时期和地点、流传情况或出土时期）、碑文（断句）、凝视（每句皆注，凝视中既先容了一些前东谈主的研究后果，更主要的是进行详细验证和研究，也有对前东谈主研究的纠正和补缺）、印本、附录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逐一收录考辨。高文对于汉碑的研究，基本结伴在小学方面，触及校勘、考释，也兼及某些书道史，例如，在《嵩山泰室神谈石阙铭》碑释中，全引胡小石对八分书史的考辨，即是一段很好的书道史论。在该书前言中，高文先生阐发了汉碑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

最初是汉碑的历史价值。高文先生合计汉碑全面纪录了汉代地盘轨制、阶层景色、边域战役等情况，提供了其他文件纪录中缺失的新材料。他举汉代一种特殊的地盘系数制阵势“

”为例加以确认： 音惮，字亦作“弹”、作“单”。它是汉代乡里一种组织的称呼。频年河南偃师出土的《侍廷里长辈 买田敛迹石券》，记叙了这种组织的性质和任务。在侍廷里中有长辈（即三老）履历的二十五东谈主共同建立“长辈 ”，集体购买田八十二亩，以供 内成员担任长辈的用度。对于成员的地盘使用权、继承权，以及退还、转借、借贷等都作念了相应的轨则。这是老到私东谈主性质的自愿组织，即其时所谓的私社，与《刘熊碑》中所载官办或官助民办以平均更役及敛钱雇役为任务的“正弹”不同。史册失载，弥足稀有。

如实，若是按照一般的史料来剖析汉代地盘轨制，显然是不全面的。对于边域史料高文先生举《裴岑碑》为例：

《裴岑碑》纪录了敦煌太守裴岑抗击匈奴入侵并取得生效的大事件。史言顺帝阳嘉以后，国势浸衰，匈奴呼衍王之势日盛，常为边境大患。此次裴岑以郡兵三千东谈主抗击入侵之敌，诛呼衍王等，摈斥了河西四郡的兵祸，保境安民，不错说是立下了不世的功勋。但史书不著其事，赖有此碑，以补史阙。此碑是研究我国新疆地区古代历史的枢纽贵府。

汉碑不仅不错提供新史料，也能更正、补充史书东谈主名、地名、官职等材料纪录的浅易和错漏之处。《曹全碑》《赵宽碑》《孔宙碑》《西狭颂》《乙瑛碑》等碑石在这些方面就起了不可替代的要紧作用。比如《后汉书·孔融传》把孔融父亲的名字写错了，咱们就不错把柄《孔宙碑》加以纠正：

《孔宙碑》言君讳宙，字季将，孔子十九世之孙也。碑的第一滑有“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铭”，足证宙是孔融父的名字。但《孔融传》却说：“父伯太山都尉。”按孔伷见《董卓传》。孔伷是陈留东谈主，为豫州刺史。献帝初平元年，与袁绍等十余东谈主兴义兵讨董卓。其籍贯、官职、年代皆与宙不同，而范史竟误以为孔融之父，殊堪惊异。像这一类不错纠正史误的方位，不堪胪列。

其次是汉碑提供研究小学方面的枢纽贵府。两汉是我国文字发展至关枢纽的节点，篆书、隶书、楷书简直同期通行于世。汉碑保留了汉东谈主文字真货，其中的文字异同、古音古意、假借通转，都为小学验证提供了宝贵的贵府。历史上金石学家们也早就注目到了汉碑的这一价值。清代小学欢腾，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善用汉碑说字，王念孙的《汉隶拾获》在利用汉碑进行汉隶雠校上，尤多创获。高文先生用典型的例子确认汉碑对小学研究的孝敬。比如作为地名的杨州，后东谈主妄改为扬州。王念孙把柄《曹全碑》“兖豫荆杨”中的“杨”字，同期还锻真金不怕火了《张寿碑》《刘熊碑》以及宋代洪适《隶释》中所载《王纯碑》《度尚碑》《冯绲碑》《陈球碑》等多种汉代碑石，其中的“杨”字皆从木，无从手者的事实，证光线东谈主妄改书传中的扬州字从手。汉碑东谈主不行改，保留了原貌，正可据以纠正书传中沿袭已久的纰缪。再如：

汉碑中还保存许多文字的本义。如《耿勋碑》“开仓振澹”。《说文》：“振，举救也。”“赈，富也。”则“振”为振济的本字，“赈”乃假借字。又如《鲁峻碑》：“析薪负何。”《画像孔子等题字》：“何馈。”何，《说文》：“儋也。”“荷，芙蕖叶。”“何”为包袱本字，“荷”是假借字，自后这些字假借行而本义废。汉碑近古，还保存着古义。

诸如斯类的例子高文先生还举了不少，此不逐一抄录。

再次是汉碑中保存了今文家的经学。东汉五经十四博士均是今文经学家。汉碑所载碑主东谈主都属至今文经家数，碑文所用的经义亦然今文家学说。保留的这些今文经学就是金石学中时常所谓的以碑证经。比如《诗经·凯风》原本的兴致是赞好意思孝子，但唐宋以后由于都诗、鲁诗、韩诗消除，独毛诗流传，“毛诗序”解释这一首诗说“卫之淫风致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安其室”。终端原本充满褒义的一首诗变成了贬义，尔后东谈主们也不敢再用这一典故。幸赖诸多汉碑保留了其他三家今文经学释义，东谈主们才得以再行厚实《凯风》一诗的真谛。不仅如斯，在现代文学兴起的时候，朱自清、闻一多等先生以人命坚硬来再行端相《诗经》时，汉碑中所保留的这些今文经学的经典解提及了很大作用。

终末从书道的真谛上说，学习隶书必须以汉碑为楷模。中国历史上，唐宋以后书道以楷书为正统，学习书道也从唐楷伊始，而且由于宋学的流行，书道追求清逸、漂亮的好意思学兴致，楷书的正统地位愈益坚固。但清末发生了限制空前的汉学、宋学之争，最终汉学获取较多的招供，变成咱们今天所谓的乾嘉朴学。在这一布景下，东谈主们原来合计隶书之堂之堂的不雅念得以改变，隶书的古拙、安适、天然的好意思学格调被许多东谈主接管，因而也变成了学习书道从隶书伊始的共鸣。承载着正统隶书的汉碑及碑本便被缔造为书道摹仿学习的不二窍门。比如近代驰名书道家何绍基学《张迁碑》写了近百本，金石学家、书道家黄易小分书摹《武梁祠画像题字》之专注尤为绝伦。高先生合计，不仅隶书、八分书须从汉碑学习，真书、行书也应当上溯取法汉碑。他引康有为的话并褒贬谈：

康有为指出：“二王之不可及，非徒其笔法之雄奇也。盖所取资，皆汉魏间瑰奇伟丽之书，故体质古朴，意态奇变。后东谈主取法二王，仅成院体，虽欲稍变，其与几何，岂能复跟踪古东谈主哉！”又说：“右军惟善学古东谈主，而变其面庞，后世师右军面庞而失其神理。”奈何才调变右军的面庞，作念到神理欢腾？就是“师右军之所师。”一语破的，真可谓度书的金针。

高文先生我方的书道实践也充分确认了效法汉碑是书道艺术增进的根柢途径。

高先生所归来的汉碑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也恰是《汉碑集释》这本书的价值所在。1940年代《汉碑集释》的联系研究以及所发表的论文，使高文先生赢得了较高的学术声誉，1942年，在他年仅33岁的时候，驰名的金陵大学也因此聘他作念造就。1985年《汉碑集释》第一版，以及1997年的重版，使高文先生获取了学界的高度肯定。驰名历史学家高敏造就在《简评高文先生<汉碑集释>》一文中，合计《汉碑集释》在汇集整理汉碑为研究历史的学者提供依据方面观点富贵，功不可没。高敏先生对《汉碑集释》的体例特别推奖，合计有极大的立异之处。金石学从宋代发端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变成了基本的体例，即选拔碑文摘抄方式而作跋尾，这一体例被称为碑刻雠校中的“跋尾体例”。自后南宋洪适的《隶释》《隶续》，选拔先录碑文全文，注明脱漏字数，接着考释碑文。与欧阳修、赵明诚的著述不录碑文，只作跋尾比，信息更为全面，对读者而言也更便利。自后金石学者也多从此例。高文先生的汉碑集释则在继承前东谈主体例基础上，有了更安妥的安排。他所录的汉碑，每一碑文，先叙形制、大小、书写规格、行数和字数；再叙立碑年代、发现经过及历代研究、保存情况；然后释全录碑文正文并佐以现代句读，接着按范例注解（包括字义、字意及历代金石学家与联系史书的记叙，补正衰竭的碑文）；终末，确认碑文保藏地点、保藏东谈主或印本。这种体例不仅信息详细，故意于查找，也为自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可资模仿的体例范式。高敏先生合计高文先生注碑很有特色：

一曰补碑文之脱漏；二曰正历代金石学者之讹误；三曰释碑文之疑难字义。三者皆能旁求博考，或据前东谈主之金石研究著述，或据历代史书，或据历代释字义材料，比较推敲，时有新意。

这一评价口舌常恰切的。恰是因为有如斯深厚的功夫和极大的学术价值，《汉碑集释》也被其他学者动作从事进一步研究汉碑的基础。比如程章灿的《读<张迁碑>志疑》一文就是以《汉碑集释》为原本，搜罗诸家考校题跋，加以辩认推理，得出这么的论断：“现有《张迁碑》或者是后东谈主据汉碑旧本重刻，或者是后东谈主的伪刻，但应该不是东汉东谈主的原刻。”这确认高文先生的文章材料充实全面，研究门道澄莹可靠。莫得高文先生文章所提供的研究思绪和旅途，程章灿的研究也许要付出更多的时期和元气心灵。

（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高先生古代文学研究得益体当今三个方面：

1.发表的论文

《论柳宗元文》，这是高文先生在金陵大学国粹研究班学习时撰写的论文，后发表在《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1931年第1期上。该文从好意思学高度空洞柳宗元文特色，冲破了此前因袭唐宋八各人的各式旧说。

《词品五则》（刊《金声》1931年第1期），虽是短制，但仿《诗品》样子归来归纳了词的“凄紧”“高旷”“巧妙”“神韵”“哀怨”五种格调，是对词的格调学的有益探索。1957年的时候，高先生还以此念念考为基础在河南大学文学院所办的里面刊物《芳华》上发表《词的阵势》一文，谀媚词的基本阵势，再谈词的格调。

《试论高适》。该文注目验证高适生平，阐释高适诗歌的念念想和艺术特色。高文先生归来指出：

（高适）是一个逢场作戏，尚节义，负济时之略的东谈主物。他的为东谈主和他的诗歌都表现了显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东谈主谈主义念念想。他在诗歌里揭露社会矛盾，反馈东谈主民贫窭，贬低窝囊将帅。他的诗歌阵势是各种化，艺术特色是气派雄毅，气骨琅然，直吐胸宇，多委宛壮烈之音。在创作方法上基本是现实主义的。特别值得注主义是：高适在开元、天宝年间就写了许多径直反馈战士和农民厄运的诗歌，使咱们澄莹地看到所谓封建盛世的“盛唐”统带阶层就是这么对待东谈主民的。他在诗歌里深刻揭露了统带阶层视战士若刍狗的邪恶步履，和农民在刻薄克扣下的空乏糊口。在这里，高适建议了其时的严重问题：利害化的敌我矛盾和开边战役。这是高适诗歌的现实真谛和东谈主民性的枢纽方面。此外，像这些以服务东谈主民（唐代是征兵制，战士即是穿上军衣的农民）贫窭为内容的诗歌，在王、孟结伴天然看不到，就在李白诗中也不算多，高适在这方面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杜甫遂普遍出现，从这里咱们不错看出高适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枢纽地位。

以上论断虽无法弥散抹去为1960年代主流念念想背书的思绪，但与那时一般的文章比较，有两点特别值得注目：一是高文先生从东谈主民性角度指出了高适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二是高文先生肯定高适对统带阶层的批判，肯定其念念想中的东谈主谈主义颜色，绝非只是是期间政事的传声筒，而是融会了自已在抗战时期息争放战役时期所躬行经历的祸殃坚硬。这么的不雅点在今天仍然弥足稀有。

对于高适的研究，高文先生在“文革”之后还有两篇论文：一篇是《气质委宛 气派雄毅——唐代边塞诗东谈主高适》。与《试论高适》不同，这一篇论文重点考索高适生谦敬往还，以及高适对边塞诗的孝敬，梳理前东谈主对高适诗歌格调的评价，从而进一步肯定高适诗歌的建树。另外一篇是《论高适、岑参诗——<高适岑参选集>前言》。本文从高适与岑参对边塞诗的孝敬伊始，从比较的角度先容各自诗歌特色非常变成流程，指出：“高、岑二东谈主的创作，各有其不同的特色，其建树都是隆起的。……他们的诗歌，代表了边塞诗的岑岭，各以我方的创作丰富了唐代的诗坛，而俱臻精诣，症结轩轾。”高先生的呈文既是《高适岑参选集》的导读，亦然对高适和岑参诗歌创作的特有呈文。

《永劫云表杜甫诗——论杜甫的纪行组诗：<发秦州>-<成都府>及杜甫后期念念想的变成：为记挂杜甫出生1250周年而作》。该文详细阐扬杜甫《发秦州》《成都府》组诗写稿流程、心态变化、艺术特质，合计杜甫自秦入蜀，糊口、念念想和诗艺存在同构性：

杜甫自秦入蜀，在糊口上是飞动西南的开动，在念念想上亦然晚期念念想的开动和变成。在这个时期，杜甫经历了继长安十年之后的又一次千里重的打击和严峻的锻真金不怕火。在这个锻真金不怕火中，杜甫的念念想亦然长安十年的络续而又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他不仅由于我方的“贫病转雕零”的极点厄运遭逢履行到了对东谈主民祸殃的轸恤，并由推已及东谈主的念念想进一步发展到舍己为东谈主的念念想，这是一个深刻的、亦然一个划阶段的发展变化。环绕这个念念想中心，再由于诗东谈主自愿同谷县以后的离乡去国日益远方，因而哀时伤乱、伤时感事、去国怀乡的情愫更加深千里和笃厚，政事温雅更加热烈，和一切凄怨避世的念念想彻底决裂。……因此，咱们不错说，自诗东谈主以来，身际困穷，心忧天下，哀鸣战斗，志决身歼，永劫云表，惟有杜甫。

在阵势方面，《发秦州》组诗，是一个完整的结构，有起有结，有精密的布局和巧妙的安排，有内在的研究和前后呼应。其中田地的变化，格调的变化，写稿方法的变化，各极其致，而这一切又是那样齐备和谐地结伴于一个举座之中。它不但考虑地反馈了蜀谈山川奇险壮丽的真实，而且这一切也都是为了真实地、深刻地反馈诗东谈主的精神世界而施展它们应有的作用。在这里，体现出诗东谈主的高度艺术教化和极其谨严的写稿立场。“语不惊东谈主死贬抑”，“毫发无缺憾，波浪独老成”，也唯一伟大的杜甫始足以当之。

该文的研究角度既新颖又特殊，肯定了“诗圣”杜甫所具有的伟大东谈主格、伟大念念想和伟大艺术建树。

《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这是一篇短小的发言稿。1978年1月28日，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举行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道谈诗的一封信》，参加漫谈的有院党委带领和汉文系部分从事诗歌创作的教师代表。各人各抒己见，各抒己见，交换学习的心多礼会。会后在《开封师范学院学报》刊发了《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道谈诗的一封信>漫谈纪要》，纪要记录了龚依群、彭忠厚、朱应离、张予林（应为“张豫林”——伍按）、华钟彦、毕桂发、张振犁、高文、刘溶等敦朴的发言稿。从发言稿不错看出，其他敦朴基本上都是围绕毛主席信中所建议的形象念念维稍加阐发汉典，并莫得若干学术价值，但高文先生的发言却别出机杼，扣住毛主席信中“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这一句话张开，指出已往不管是在文学史中，如故在课堂上，一般对李贺的诗都评价偏低，有的甚而合计李贺是凄怨放荡主义的作者，对于他作品的念念想内容和艺术建树都测度不及。毛主席无可争辩，指出“李贺诗很值得一读”，这是弥散得当实践的科学论断，接着具体分析李贺诗所具有的放荡主义颜色和形象念念维这么两个特色。看起来似乎不外毛主席“形象念念维”论断的一个例证，但发言真实的要点却落在为李贺诗雪冤。在“文革”刚刚实现的时候，偶而借助毛主席的呈文，斗胆地肯定李贺诗歌，这是极具胆识和前瞻性的学术不雅点。1980年代中期之后，高文先生对于李贺诗的这一看法得到学界的庸碌招供。

此外高文先生还与何法周先生共同发表《试论陶渊明的政事倾向》一文。文章对东晋末期刘裕政权兴起前后的政事景色和陶渊明在晋宋之际的经历和政事立场作念了对比，而且对《赠羊长史》和《述洒》张开分析，得出论断：

弥散看出陶渊明对晋朝和对刘裕当政两种天差地远的政事立场。恰是这种违犯的政事立场，使他在东晋政局已敬敏不谢的场合下，在始终官与隐的矛盾反复中终末遴选了坚决隐退的政事行径。

文章同期反复强调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对陶渊明的隐退与政事立场之关系这一由来已久，在“文革”之后又备受青睐的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不雅察视角。1991年程千帆先生曾谈谈：“念念想政事倾向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频频很难把持。要从对作品的反复阅读、体会中去察出其念念想倾向。从作品中找材料是浅档次的研究，从阅读作品中察出它的克己，才是深档次的东西。这一方法掌持了，不错毕生受益。”从《试论陶渊明的政事倾向》看，高先生是深晓这种方法的。该文引起了同仁的极大关注，为此《开封师范学院学报》在1978年第4期专门刊发了一组恢复和商榷文章，包括王宽行、张如法的《也谈陶测明的政事倾向》、吴云的《从陶渊明的隐退看他的政事立场》、李桦的《陶诗小议》。这些文章有合理的品评，有进一步的探究，也存在不少污蔑。但不管奈何，这些恢复确认高先生的文章所建议的问题是枢纽而有价值的，乃至到了最近还有学者在络续盘问这一问题。

《试论王安石<解使事泊棠阴>二首的联系问题》。该文合计，在王安石的诗歌中两首《解使事泊棠阴时三弟皆在京师》诗很少被东谈主关注，但从知东谈主论世的角度看，这两首诗却是研究王安石其东谈主的枢纽作品。文章从破除江东提刑及去官的年月、棠阴的所在地、两诗中流潜入的诗东谈主念念想动态三个方面张开深入呈文验证，从而合计“嘉祐三年是王安石任父母官告一段落的一年，亦然他的政事念念想老练的一年，亦然研究王安石生平念念想动态带联系键性的一年”。这是极具学术张力的一个论断，不惟对研究王安石个东谈主，也对研究系数这个词宋代政事史具有真谛。

高文与都文榜共同发表的《现有最早的一首题画诗》，也充分体现出精到的学术目光。文章的中枢不雅点是“现有最早的题画诗是东晋支遁的《咏禅念念谈东谈主诗》”，据都文榜先生先容，这一不雅点来骄慢先生的课堂和日常交流。该文虽然篇幅不长，但考索精细，论断要紧，因为它处治了始终以来困扰学界诗画界限与谀媚的问题，今天文艺表面界对于诗与画的界限、语图关系、图像期间的文学叙事问题仍然绕不外高先生、都文榜先生文章所建议的不雅点和论断，难怪当年的《文史学问》1992年第9期第77页故意摘抄刊发该文，而中国东谈主民大学复印报刊贵府《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3第1期也全文加以转载。

1991年高文先生为邹同庆、王宗堂主编的《苏轼词纪年校注》所作序言，亦然立意极高、分析详细严实、沉寂成篇的文学论文。在该文中，高先生以我方一贯相持的“知东谈主论世”方法，锻真金不怕火苏轼词格调变成流程，肯定了苏轼在词史上的崇高地位：

总之，词至苏轼，其体始尊。其念念想性和艺术性不仅卓越前东谈主，亦有后东谈主所未及者。雄篇奇制，映照天下，若李杜之于诗歌，韩柳之于文章，蔚为巨额，影响深远。元好问云：“自东坡一出，情趣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永劫凡马空’征象。”诚非过言。

此书发行甚广，至2020年已重印9次。高文先生序言，跟着本书的陆续发行，如故深入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内心。由于各式原因，此书完稿10年之后才得以出书，然高文先生并未把我方的序言单独提前发表，此一细节，也足见高先生学术之严谨、东谈主格之富贵。

2.整理出书古代文学作品

整理出书古代文学作品既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亦然“文革”之后至20世纪末流行的学术方式，高先生晚年有很大一部分元气心灵参加其中，但由于年龄已高，高先生一般遴选与学生或助手互助的方式进行，这类后果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高适岑参选集》。这是高文先生与其学生兼助手王刘纯先生合著的，高适诗由高文先生选注，岑参诗由王刘纯先生选注，全稿由高先生核定把关。该书从高适今存240余首诗中录取129首，从岑参今存400余首诗中录取132首进行凝视。以念念想性和艺术性齐备结伴，兼顾不同的内容、文学和格调，作为选诗圭臬，其中边塞诗为重点弃取对象，力求反馈两位诗东谈主的举座创作边幅。按照写稿时期为范例编排，无法细目时期的诗，则附列于后。该书的凝视表现三言二语，力避烦琐验证，对高深的字词、名物、典故、地名、本领等均作简要凝视，并顺应注明出处。对于尚有争议的诗作，则作出我方的有理有据的论断。该书1988年纳入上海古籍出书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从书出书，2008年由河南大学出书社重版。另一册纳入“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丛书的是《柳宗元选集》，1992年出书，2016年重版。这是高先生与其硕士研究生屈光共同选注的一部书。这部选集从1984年入辖下手选注，历时两年多才完稿。该书共选柳宗元各体诗55首，文43篇，以世彩堂本为原本。凝视顶用典征事，注明出处，参考援用前东谈主联系笺评。以上两本书，在1980、1990年代欣欣向荣的同类作品中，以凝视准确简练著称，读者反响极佳。

《唐文选》。此前已稍稍先容过。该书由高文先生和其助手何法周先生共同主编，1987年由东谈主民文学出书社出书。该书在姚铉《唐文粹》编排体例的基础上加以立异，依据唐文发展的历史事实，对其中所出现的题材品类，尽量入选，计所选品类有：奏、疏、表、状，诫、颂、赞、檄，书信、赠序、集序、跋文、读后集，列传、史状、史论、专论、解说、叙说、事记、地记、图记，祭文、吊文、碑记、墓志铭、城地铭，辞赋、寓言、纪行、杂记，等等。选篇均有作者先容、作品分析、文句凝视等。此书编选所拓荒的体例、样子以及凝视由于是集体使命，有某些不当当、不恰切处，但总体上学界都赐与了积极评价。比如驰名学者管锡华造就合计《唐文选》是一册好书，选注者在选文和凝视上都下了很大功夫。有两大特色值得肯定：一是收拢了唐文的干线，选文精粹；二是兼顾雅俗，凝视恣意明了。总之，为古籍选注提供了贵重的模仿。

《禅诗赏玩辞典》。这是由高文先生和学生曾广开共同主编的一册中国历代禅诗赏玩器具书，1995年由河南东谈主民出书社出书。1992年春天，曾广开和吴维平恳求高文先生主理编撰一部禅诗赏玩辞典，但高先生筹商到我方大哥体衰，惦记不行如期完成任务，后经协商，高先生容许参加本书的举座设计，撰写前言，具体编撰任务由曾广开、吴河清、杨国安、都文榜、常萍、李保民等东谈主完成。本书共58万字。收历代禅诗作品600余首，分为禅理、禅境、禅趣三部分，以禅宗欢腾时的唐宋为主，兼顾其他朝代，既顾问泉源，又汇集佳作，有文东谈主的禅诗创作，也有僧东谈主谈公案、斗机锋的偈颂作品等。每首入选作品分原诗和赏玩两部分，赏玩部分从禅学、好意思学、文学等角度进行分析赏玩，以求准确地揭示诗作的梵学意境，迷惑读者探究梵学内蕴，使读者在获取审好意思愉悦的同期，贯通禅僧们持六度、修定慧的念念想田地。20世纪90年代，东谈主们从对“文革”的反念念中脱身而出以后，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饶富机趣的禅宗备受东谈主们心爱，是以这本书的出书恰逢其时，应时而生。同期期这类书和文章并不少，比如在高文先生开动编撰此书的同期，1992年6月中国东谈主民大学出书社出书了王洪、方广 主编的《中国禅诗赏玩辞典》。但比较而言，高先生主编的《禅诗赏玩辞典》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一，高文先生撰写的前言，全文不外10000余字，但却极为爽快地叙述了中国禅宗发生史，思绪澄莹，立论准确，例子顺手拈来，不雅点显关联词又不失兴致。莫得对禅宗文化深湛辽远的阅读与念念考，无法达到这么的田地。第二，本书虽是集体编撰，但编撰者均是学术与艺术教化都较高的学者，撰写的玩赏文章在内容和阵势上保持了较高的水准。

《唐诗简编》和《全唐诗重编索引》。这是高文先生主理重编全唐诗使命所取得的后果。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间，唐诗是中国文学宝库中最为灿烂的遗产之一。编选唐诗自唐代开动即成文坛和学术界一种自觉步履，但历代选本由于期间和编选者的文化不雅点、政事立场和审好意思兴致各异，选诗各有侧重；更由于编者水平、视线不同，误收、漏收等情况论千论万。以清康熙年间季振宜等在野廷支撑下编纂而成的《全唐诗》为例。该书收罗唐五代350余年的诗歌，成书900卷，载入有列传作者1983东谈主，无考作者353东谈主，算计2246东谈主。限制强大，称为自唐迄清篇幅最大、影响最广的唐诗全集。但由于该书参编东谈主数有限，裁剪时期局促，因此，虽是巨制，问题不少。是以，民国以来，学界有志之士一方面为康熙御定全唐诗校订补遗，另一方面建议重编全唐诗的新遐想。如刘师培《读全唐诗书后》、闻一多《全唐诗校读法例如》、岑仲勉先生《读全唐诗条记》都从微不雅和宏不雅上建议重编全唐诗的想法。其中闻一多先生心念尤其垂危。据孙望先生回忆，1938年2月11日他与程千帆先生在长沙专程访谒闻先生，炮火连天之中，闻先生还跟他们空谈唐诗整理的事情。李嘉言先生深受其师闻一多先生影响，1945年曾就重编唐诗写出草案，1956年12月9日以《改编全唐诗草案》为题刊发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专栏。李嘉言先生针对清编《全唐诗》，建议从校订、整理、删汰、补正等四个方面改编全唐诗。而且合计，“应由专门学术机关，遴聘各人多东谈主，共同研究之、整理之，则其事虽繁，而其完成之日亦必可预期也”。嘉言先生的建议引起了学界共鸣和青睐。1957年4月7日汪绍楹于《光明日报》上发表《对“改编全唐诗草案”的补充意见》，就改编全唐诗的起原、小传、校勘、重出和增补作品问题建议补充意见。宇宙唐诗研究方面各人学者也积极行径起来，驰名学者王仲闻、傅璇琮、周勋初、陈尚君等先生都参与其中。1960年10月接管中华书局的拜托，李嘉言先生和高文先生共同负责成立“全唐诗校订组”，承担全面整理校订《全唐诗》的任务。但1967年李嘉言先生因病耗费，“文革”期间此项使命也不得不住手。“文革”之后，河南大学重启使命，由高文先生负总责，其间完成了《全唐诗简编》《全唐诗重篇索引》《全唐诗诗句索引》等要紧使命，为全唐诗重编使命的进一步张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中《全唐诗重篇索引》于1985年由河南大学出书社出书，《全唐诗简编》于1993年由上海古籍出书社出书。

全唐诗重编使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据参与《全唐诗诗句索引》使命的关淑惠回忆：

最初组织了五十位同学，抄写《全唐诗》并建议条目及注目事项，细目自查、复查及交换搜检的圭臬。……共收卡片474000多张。第二步是分编卡片……二十九位同学，将474000多张卡片屡次进行分编：第一次按《辞源》的205个偏旁部首挑在一谈。第二次是把每个偏旁部首中首字母相通的卡片挑在一谈，第三次是将首字相通的诗句卡片第二字相通的挑在一谈，第四次是把第三个字相通的诗句卡片挑在一谈，……又组织同学，经过严格教练，开动抄写。全部卡片抄录成稿，共计33000页，共装订成110册。作为器具书的索引条目必须精准、全面，使用起来方便。为此，咱们组织了教师进行了三次校对，并编制了这部索引字头的笔划和四角号码对照表。

编撰使命从1979年年底开动，至1986年方告完满，前后历时6年多，使命之精细和杂乱可见一斑。其时担任唐诗研究室主任的高文先生已是70乐龄，但仍然“亲自指导，亲自搜检质地，督促进程，严格把关”。

傅璇琮先生曾说由于使命需要，他时常翻检高文先生组织编辑的《全唐诗重篇索引》，合计作念得很细，编排很合理。这是对高先生他们的极大肯定。

对于《全唐诗简编》，高文先生合计它是完成《全唐诗》整理使命中不可空乏的法子，同期简编不同于一般选本，它除了精选各人、名家的代表作之外，也注目选录有一定影响的次要作者以及无名氏、仙鬼及梦谣之类的作品，兼收各式文学，比如一般选本莫得的联句之类。该书共收录有名作者550东谈主，连同无名氏、梦谣诗5372首，其中盛唐及元和时期诗歌约占一半。由此看来，虽是简编，限制不小，所费时期和元气心灵亦然空前的。该书出书之后，受到国表里唐诗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庸碌宽饶，被誉为自《全唐诗》成书以来的近三百年间最具限制和眼光的大型唐诗选本，南京大学莫砺锋造就其时就合计“此书定将取代《唐诗品汇》而风行百世”。驰名唐诗研究各人陈尚君造就归纳本书几个特出的孝敬：（一）作者小传全部重写；（二）录诗据善本校订；（三）甄辨重出互见诗。肯定该书的验证令东谈主信服。

由于高文先生年龄已高，河南大学所参与的全唐诗重编的后续使命由佟培基造就等东谈主主理。2014年，在高文先生毕命14周年之际，周勋初、傅璇琮、郁贤皓、吴企明、佟培基等主编的《全唐五代诗》由陕西东谈主民出书社出书，这是对阴曹阴曹的高文先生的最佳告慰。

（三）小学研究

所谓小学，即研究古代文字训诂、音韵，是考镜泉源、辨章学术的一门传统的学问。在高文先生的师承中，小学亦然受到高度青睐的基本功，如黄侃先生所说：“说话文字之学，为各式学问之辩论，舍此则一无可通。”高文先生这方面的后果主要有：

《文字证原例如》。本文刊发于《金陵学报》1935年第2期。文章合计，欲言小学，形、声、义三者统筹兼顾，古东谈主造字，先有义，然后有声，有声然后有字，文字不外是音义的标记。形、声、义三者都有滚动，是以要研究一字的根源，必须三方面谀媚。《说文解字》就是这一旨趣的体现，是以研究《说文解字》要从三方面伊始：一是以说文证说文，二是以孳乳字相互参证，三是以旧书训诂见其和会。文章接着以释尤、 乙一字说、尤失一字说、释六、释冥等为示例，评释所题旨趣的合感性。文章考释充分，令东谈主信服。该文所变成的旨趣方法自后也被高文先生利用于其他研究中。

《中国文字教化法之商椎》。该文刊于《金陵学报》1938年第1、2期。文章主张要融会新旧文字学旨趣和方法，依照规律渐进的方法实施教化，使敦朴容易教，学生容易学。

《骈文声律例如》。这是一册专著，于1942年11月完成。该书以诗词曲为主，录取经典名作，加以评议，从中发现文学演进的范例，同期以声韵为例，阐扬各体作品的写稿方法，确认文学艺术的特色。该书可惜未能隆重出书，原稿也无缘眼光。但从《金陵文摘》的摘抄看，其中的不雅点如故体当今高文先生自后对于唐诗和苏轼词的文章中。

（四）历史、地舆验证

历史、地舆验证曾是金陵大学文科顽强，高文先生在这一方面受过严格的教练，而且作为基本方法如故浸透进他所从事的系数研究中。

《汉王入汉中及出定三秦门道考》。该文1938年写稿，刊发于《金陵学报》1940年第1期。文章爬剔已有文件纪录中的纰缪，把柄汉碑及《水经注》加以更正。

《通济渠-汴河标的考略》。该文刊发于《史学月刊》1980年第2期。由于文件纪录失实，历史上对通济渠-汴河的标的有各式污蔑，高文先生经过严实的验证，合计“古汴水经开封东流，历陈留、杞县、商丘、砀山、萧县至徐州入泗水。泗水东南流历宿迁、泗阳，至淮阴（清江市）东南的角城县入淮。按泗水自徐州以南，元以来，为黄河所占，即今废黄河故谈。这是隋以前引汴水入泗水以达淮水的古汴河，与自商丘南改东南流，历酂县、永城，安徽之宿县、灵璧、虹县、临淮径直入淮的汴河（通济渠）是两条水谈，标的不同，不宜沾污”。此文验证之精详，充分体现了高文先生一以贯之的严谨学术格调。

《<吴子>真伪考》《<吴子>考补正》。两篇文章均系高文先生与何法周先生互助完成。前者刊发于《开封师范学院学报》（玄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5期，后者刊发于《学术研究辑刊》1980年第2期。前者把柄联系历史纪录和新出的考古材料，对由来已久的《吴子》真伪问题进行探讨，肯定《吴子》一书的真实性非常价值。后者则利用普遍的史料修正了郭沫若对于《吴子》一书的偏颇不雅点。以上两篇文章，在《吴子》研究上提供了稀有的贵府和合理的视点。

《新编王安石年谱》。该文系高文先生与其令郎高启明先生的互助后果，刊发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在编撰《王安石选集》（惜未发行）非常诗文纪年流程中，高文先生发现已往开阔王安石年谱存在不同程度的失实，于是钩稽联系史册和宋代文集，反复核订，方成此篇。由于王安石特殊的身份，《新编王安石年谱》对于宋代政事史和文学史的研究都大有助益。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及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勘误补正》。该文系高文先生与其令郎高启明先生的互助后果，刊发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该文合计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和李壁的《王荆文公诗笺注》存在考据失实的方位，如《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对于王安石任江东提点刑狱及被召入朝的时期及某些材料的系年问题，《王荆文公诗笺注》中在“契丹使北还”的时期及对《孟子》《商鞅》《再用前韵寄蔡天启》等诗的曲解或污蔑问题。高文、高启明先生通过稽考其诗文及联系贵府对以上问题加以更正。文章考辨的虽是某些细节问题，但从学术上讲，对于王安石研究和蔡上翔与李壁著述研究都具有不可疏远的真谛。

《浅谈嘉祐中王安石参与议榷茶问题》。该文系高文先生与其令郎高启明先生的互助后果，刊发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1975年驰名宋史学家邓广铭先生出书《中国十一生纪时的转变家王安石》一书，引起学界关注。高文先生和高启明先生在阅读该书时发现邓广铭在叙述王安石嘉祐年间的治绩方面与史实不符，尤其是指认王安石径直参与了议罢榷茶的判断是纰缪的。该文进行了严肃而详尽的验证，评释王安石并未径直参与议罢榷茶，但很是救济罢除榷茶法。文章的不雅点得到邓广铭先生的招供，也使自后研究联系问题的学者幸免堕入误区。

二、高文先生治学特色

综不雅高文先生的学术研究，既有严谨的治学立场，也有行之灵验的治学方法，所得出的学术不雅点频频蕴有真知卓见，启迪后东谈主无数。咱们合计高文先生近70年的治学经历中，变成了两个显然的特色。

（一）工力与巧妙谀媚

高先生平生第一篇学术论文《论柳宗元文》，1931年1月发表在《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上，那恰是他从国粹研究班结业的时候。文章用文言写成，分小序、文变、总论、分论及诸家评柳议五个部分。小序声名作文计划：“夫评文匪艰，能文维艰。工力由于博学，巧妙存乎寸衷，可见而不可即，可赏而不可期，非东谈主力之所能为也。余之于文，所感如是。以下将评柳子之文，故著之于此，以自戒其松驰之习。”其中有两个要道词“技巧”和“巧妙”。“技巧”是清末乾嘉以来倡导的朴学传统，亦然他所师事的三位先生的学术传家宝，即黄侃先生常说的“扎硬寨，打死仗”，反对“杀书头”步履。高先生借作此文以自惕，也以自勉。他尔后凡有所论从不高睨大谈，出来的却多是高见。就以这篇初出茅屋之作而言，虽然五个部分都很短小，也不像执法的考辨文章那样引经据典，但显然不错看出，每一个判断都是下足了技巧的。比如，总论归纳柳宗元文特色：

子厚才气高奇，综合精裁，虽未克砥节砺行，直谈正辞，光华帝典，熙缉民黎，关联词能自在乎文章之有囿，翱翔乎辞藻之场，掷地有声，寥亮区宇，珪璋内蕴，英华外发。展论则卓万飙迁，与霜月而都灿；属文则清隽露凝，共高秋而竞爽。念念发如潮，辞润如玉，穆肃汪洋，萧机玄尚。或纡徐溶漾，或美丽敷舒，或跱黑沸白，或骇绿纷红。或怪石突怒，鸟厉虎斗之谷；或翠鲜环周，浅碧澄泓之渚。而缭白萦青，山水与云天具（俱）远；微触冥契，物我与万化同归。泠泠之声，响若操琴；怡怡之态，俶若游空。叩之似寂，玩之愈远，响绝韵留，久而弥永。其使予小子怊怅前哲之余徽，遐想其所游不雅，追思踯躅，有不行已于怀者矣。

对柳宗元的文章辞藻、论辩、遐想能寥寥数语空洞如斯到位，莫得深湛的阅读和全面的把持是无法作念出的。自从散文八各人这一办法建议之后，柳宗元文备受青睐，亦然民国时期培育、出书、研究领域的重点。比如胡怀琛就选注有《柳宗元文》。他在序论中归来柳文的所长有四点：一是柳宗元的念念想很解放；二是他的雠校文很好；三是他有很好的寓言；四是他的纪行极好。这么的归来看似全面，实践上很是错落，并不行使读者真实剖析柳文的克己。此外，高文先生在文章中对柳宗元和韩愈所秉持的“蒙笑骂而不悔”特立独行的为文精神大加推奖，其实亦然他精研之后的判断。1941年高文用“蒙笑骂而不悔”赞好意思我方的知交、早逝的佘贤勋先生，可见并非平时而论。这篇文章对于“文变”的不雅点，在五十多年之后高先生与何法周先生主编的《唐文选》以及高先生与屈光先生主编的《柳宗元选集》的前言中成为中枢不雅点，并再一次得到新期间读者和各人的招供。他用30年时期完成的《汉碑集释》更是工力的结伴体现。

碑刻研究虽自清代以来即受学术界的青睐，但仍然属于绝学、边际学科，能进入其中并能以一生经历参加的价值连城。一个学者有许多弃取和抱负。有的希冀成为包罗万象的行家，有的期盼成为各人，有的看起来只是挖掘极小的口子，却作念着不小的管事，高文先生算是后者。

但尚工力的同期，高先生也主张巧妙。所谓巧妙其实是学术慧心或才华，它是工力的升华。精深的不雅点，惊东谈主的发现，单有工力如故不够，像文学创作同样需要巧妙。比如他在研究中善于收拢眇小的问题，揭示出事物的实践，即是学术研究中的巧妙。前述《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躲闪一般东谈主围绕毛主席信中所建议的形象念念维这么随放荡便的问题，从“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这句不引东谈主注主义话切入，不仅得当举座盘问的政事条目，更是别出机杼地为李贺诗翻结案，极具学术价值，这就是巧妙。关联词这么的弃取是建立在高文先生对唐代诗歌深湛念念考和研究的工力之上的，莫得这么的工力，巧妙就会变成学术心焦和顽皮。再如高文先生秉持依模画样的学术立场其实亦然巧妙，当行即行，当止即止，既是翰墨计划，亦然学术巧妙。《汉碑集释》一般罗列故解，准确则不缠言，如：

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曰：“元吾竹房《三十五举》云：‘隶书须是方劲古拙，斩钉截铁，挑拔平硬，如折刀头，方是汉隶。’此语惟是碑（指景君碑——伍按）足以当之。牛真谷云：”隶有篆体，洵知言哉。解此，则不错通其意于天玺三段碑矣。’”文按：此碑用方笔，取纵势，波直之末多尖，《天发神谶碑》亦用此法也。

以翁方纲之述论谈出隶书及《景君碑》的书道特色，用“按”的方式标明我方的招供，并增添直不雅感知，读者对《景君碑》的书道便有了全面的了解。再如驰名的《乙瑛碑》，现代东谈主基本把它视为书道摹仿的必选碑本，而且一般动作首选。合计它比《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中和性质，也许高先生并不同意这么的看法，是以他在碑释前的确认中故意援用了杨守敬《平碑记》中的判断，我方则不加一言，但立场朗然，也许，高先生更玩赏《礼器碑》的精劲。凡此各种，字雕句镂，却兴致周至，黄侃言“学问最高者说话最简”，恰是此意。自后学者对于《景君碑》等汉碑不乏空论连篇，然多是神态货，看起来好像下了功夫，于学术并无新意，其中空乏的即是学术巧妙，算是反例。

（二）师承与发展谀媚

高文先生的敦朴黄侃曾说：“学问之谈有五。一曰不欺东谈主。一曰不知者不谈。一曰不背所本。一日为后世负责。一曰不窃。”“治学第一当效力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我方成’。”这些话里面的“不背所本”“效力师承”“术由师授”等无不在强调师承的枢纽性。师承最初标记学有所本，其次标记学有所传，再次标记学术格调。学术研究效力师承偶而匡助学者极为方便地进入学术殿堂，少走弯路，不走旁门。高先生治学继承了金陵大学敦朴们尤其是胡翔东、胡小石、黄侃等先生的学术传统、方法和格调。比如胡小石先生继承清代乾嘉学者研究方法，青睐视察，表现实证；在古文字音韵研究上，跳出等韵学范围，从戴东原、钱大昕等声转研究方法受到启发，建议“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证之”的辩证方法；在古文字研究上，冲破传统宗六书为圭臬的藩篱，其书学表面接管李瑞清以治经方法论书的体系，接管沈曾植的书学特长，融会南北书流，注目碑本并重，等等。这些方法在高文先生的著述中有切实的体现。书道界常说高先生的字得小石先生真传，前半生未尝有涓滴背离，亦然师承的一个评释。

但黄侃先生强调师承的同期，也指出“学问文章，以高明广大为贵”，“念书东谈主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也就是在师承基础上发展与立异，要有“后起之秀而胜于蓝”的追求。高文先生曾始终在敦朴们所传授的传统学术范式和方法中浸淫，继承他那期间学者的基本方法，在小学和考据等方面能下硬功夫，但方法仍显单一。他的《汉碑集释》虽云巨著，但“集释”总体上如故一个贵府使命，其基本方法不错用小学、朴学、汉学空洞之，总体上仍在古代学的范围，对于现代方法的吸纳稍嫌薄弱。黄侃先生曾反感现代科学方法，谓之“科学之法行，则无天然之文”。但事实上，现代学者使用的科学方法对学术而言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得出的论断相对而言更为准确安妥。比如袁安碑的系年问题。高文先生说“此碑书与《袁敞碑》如出一手，结构宽博，笔划瘦硬，当为一东谈主所书。安卒于和帝永元四年，而碑称孝和天子，古知此碑非葬时所立。或因其子敞之葬，同期独立此碑，未可知也”。受方法限定，高先生的论断微辞。但现代图像学方法规不错处治这一问题。所谓图像学，按照英国历史学家波得·伯克的说法，即“通过细节的分析对图像作念出解释”。作为一种艺术研究的方法，图像学的特色在于，将好意思术作品作为社会史和文化史中某些法子凝缩的征兆，而进行阵势上层之下更为实践内容的揭示息争释。杨频利用这种方法对袁安碑的系年问题进行研究：

笔者在规复袁敞残碑首字时，利用二袁碑书写格调的高度相似性（或互文性），充分利用原石与拓片图像中的界格因素，以“界格定位法”来分析书者的构字端正与空间处理风俗，并尝试在残画的基础上分裂规复“敞”与“字”。由上文可知，规复之“敞”字与界格凹凸驾驭的空间关系最为合理。而若规复为“字”字则极不调和，其宝盖两垂脚太低，一曲一直，又距离较窄，导致“子”部无法得到舒展，尤其右边垂脚问题最大，与二袁碑书者水准（宽博匀停之书风）判若云泥。……可证，两碑最可能为官方同期同地、由合并批工匠所制。

从这种细目性不错看出作为现代方法的图像学不错补充和升迁传统金石学研究。天然高文先生在另外一些方面在保持师承的基础上有了发展和立异。比如对于陶渊明诗歌的政事念念想研究，杜甫诗歌与其东谈主生经历的同构研究，苏轼词的格调发生史呈文，在传统历史方法与知东谈主论世的文艺表面方法中，融会马克念念主义的历史与逻辑谀媚、阶层分析等方法，使得呈文获取了更为宽阔的学问界面和更为果然的论证力量，得出的论断也更经得起推敲。

师承与发展的特色在高文先生的书道上体现得极其显然。孙鹤造就从专科的角度指出，晚年的高文先生笔下如故消解了胡小石书道笔画中那些生硬强直的因素，用笔中实安分而又不寡于风采，臻至一种圆通融会、无碍于心的田地。但高先生也非刻意开脱乃师的边幅，沉寂异体，而是以学养、阅历、情感以及对书道精神的深刻彻底的正确贯通，达到一种新的东谈主书一体状态。这种意气尊容、气味通脱、慢正由德、方圆自我、意外于佳的天然状态，处处可循效法之所自，又具羚羊挂角之妙，迹无可寻之像。诚哉斯论！

在金陵大学国文系毕业的同学和系友中，程千帆先生是特别善于均衡师承与立异关系的，他曾建议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需要把文件学与文学表面谀媚起来的驰名不雅点，这是对黄侃先生“治中国粹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表面”的发展而不是抗击，因为黄先生所谓不接收新表面是厌恶单有表面的发现之学，而非发明之学。他信服“不管历史学、文字学夏娃的诱惑，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孕育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见之物，只能加多新材料，断不行推倒旧学说”。关联词历史如故评释，黄先生的这些看法实有不当之处。是以，程千帆先生合计，在材料文件之上，融入表面，才调真实建树黄先生梦想状态的发明之学。与千帆先生频频显然地标举师承与立异不同，高文先生很少单独去谈这么的问题，他的师承和发展全在我方的著述中。他的学术不以追新为兴致，但又纳新于旧之中。